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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新政考成法有什么弊端呢(明朝首辅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有哪些你怎么看)

admin2023-05-15 16:51:17网红八卦100人已围观

简介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万历新政考成法有什么弊端呢的一些知识点,和明朝首辅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有哪些你怎么看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本文目录万历废除张居正变法有什么影响明朝首辅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有哪些你怎么看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人亡政息明代万历皇帝到底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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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万历废除张居正变法有什么影响
  2. 明朝首辅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有哪些你怎么看
  3. 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人亡政息
  4. 明代万历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万历废除张居正变法有什么影响

张居正,这个人究竟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什么?他是谁?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陷入“神运鬼输,亦难为谋”,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中。倘不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元末之事可为殷鉴”,除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5]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

自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

1568年(隆庆二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1572年(隆庆六年),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张居正改革的内容:

1、整顿吏治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

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

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

明初定制,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

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张居正称:“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2、(边防新政)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

“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

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

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

这种做法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友好往来。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以此为契机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

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张,实现议和。俺答在“约诸部入寇”未能得利,军事上无法取胜,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

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在张居正执政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3、兴修水利:明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南粮北运,以漕运为便。

但是,自正统以后,黄河屡屡溃决,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隆庆万历之际,由于黄河溃决,运道堵塞,曾经恢复过海运,但以失败告终。海运失败,运河又成为必治之道。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两种意见。

张居正采纳了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的江工都具有深刻影响。

4、清丈土地:嘉靖、隆庆时期,边疆军费消耗巨大,皇室贵族又奢侈浪费,造成明朝多年来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局面。

张居正当政后,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尽量压缩政府开支。对皇室的奢费,也据理力争,尽量控制。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是,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还要开源。重点是整顿赋役。

5、经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祜竭,所谓“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

主要目的是复旧额。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其中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所以遭到反对。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

意义:张居正改革对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反对派反攻倒算,改革的成果很快毁于一旦。

张居正改革另外一个也是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于,“一条鞭”法解决了逃役问题,为赋税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促进了货币化纳税,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甚大。

在万历年间发生的朝鲜战争中,正是由于张居正变法时期积累的国力,大明才得以从容应对,去取得最后胜利。

张居正死后数十年间,女真人再度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最后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张居正在文官集团的压力之下,将变法推行到底,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需要的意志要多么强大,历史上改革变法家几乎无一善终,但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人无完人,纵然张居正有何不足之处,但他为历史书写的一笔永留青史。

明朝首辅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有哪些你怎么看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在这段敏感的时间里,张居正联合冯保将内阁首辅高拱赶下台,从而取得了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权,随后张居正开始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

政治上

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实行“考成法”,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

经济上

张居正认为当时“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于是实行了“一条鞭法”,这是中国赋税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何谓一条鞭法,就是把以前要交的田税、人头税、徭役全部折合成银两,一条鞭法扩大了财政收入,大大充盈了国库。万历六年,张居正又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田产,从而使得赋税大大增加,所以有“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军事上

军事上,张居正任用良将,固边防,开放边贸。张居正用戚继光镇守蓟门,李成梁镇守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御。其次与蒙古休战,签订友好条约,并开通双边贸易。

世间再无张居正

在这一系列新政推出后,明朝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此时已经建立两百年了,混到这时候还有这个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但张居正的改革动了别人的利益,其实任何改革都是将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进行调整,让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合理。所以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别人对他无能为力,但他去世之后,昔日的敌人就开始行动了,抄了他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

但不管结果怎样,张居正就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他一介草民闯荡官场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一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但这一切都不能否定他对这个王朝的贡献。

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人亡政息

我觉得张居正改革不但没有使明朝人亡政息,反而纠正、修补了嘉靖隆庆朝及以前数代的明朝积弱问题,使明朝重新走向富国强兵的方向,至少以古人的史观看去,实在是使明朝再次走向强大了。

我觉得真正使明朝人亡政息的,是万历废除了张居正绝大多数的改革举措,而他的孙子们,天启和崇祯两位帝王,面对内忧外患,一个做甩手掌柜,另一个瞎折腾。

首先,张居正使明朝的军事再次恢复了强大,这才给了万历三大征以底气。

自从明英宗时期的土木之变,明朝军队的精锐,可谓损失了大半,从此以后,明朝北边不断被蒙古各部骚扰,明景帝时期,也先打到了北京城,明世宗时期,俺答又一次围困了北京城,都城两次被鞑靼各部围困,可见明朝军事积弱到了什么地步。

以至于北边的外族入侵,明朝朝廷却无力限制,东南的倭寇横行,也无足够兵力荡平,一则是朝廷实在财政困乏,没钱养那么多兵,二则是,军队的组织纪律以及病源素质也已经下降了很多。

但是,在隆庆朝,通过高拱和张居正在内阁的主持,明朝朝廷跟北边的异族达成了停战,边境的互市又畅通起来了,俺答也封贡了,只有蒙古一部的一个小王子还偶尔偷窜入关内劫掠,整个北方算是稳定了。

这一方面是张居正用人得当,使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李成梁等真正懂军事的将领守卫北边,另一方面,是张居正在吏治和财政上的改革有了成效。

张居正在吏治上的改革卓有成效,纠正了嘉靖和隆庆两朝的重用奸佞、内阁乱斗的问题,使官员大部分能够在其位,谋其政,吏治清明了,朝廷做事的效率就高了,国家就朝好的方向转变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时期,严嵩严世蕃父子霍乱内阁二十年,使朝廷内外的运转效率急剧下降。以至于,俺答都打到京师了,各地勤王的兵还没调度好,北京城外面只有几万人跟俺答对垒,严嵩面对局势,甚至授意勤王的军队不要跟俺答打,因为在边关打仗,输了也可以说赢了,在北京城外打仗,输了可就瞒不住了,嘉靖帝在城门楼子上看着呢。

隆庆朝,延续了嘉靖朝后期的内阁乱斗,隆庆皇帝放纵自己的老师高拱在内阁里兴风作浪,虽然在这时期,高拱也解决了北边的鞑靼的问题,但是,整个朝廷,特别是内阁里,都是高拱在跟不同的内阁辅臣斗,他斗走了徐阶,又斗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等等,内阁的争斗势必影响百官的正常事务,甚至于朝廷的御史们和六科给事中们,成了内阁乱斗的马前卒。

朝廷乱成了一锅粥。今天高拱让手下的御史参劾赵贞吉,明天赵贞吉让手下的御史参劾高拱,还怎么搞国家的建设?

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了高拱以后,他终于在内阁里大权独揽,皇宫里,他有两宫皇太后撑腰,有冯保的支持,所以他在朝廷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所以,他才能真正地整顿吏治。

张居正改革吏治的一大举措,就是限制朝廷里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概括性地说,内阁管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

明朝六部里,每部下边都有给事中,通常被称为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监察,和言论,也就是言官,这些人,官职不高,权限特别大,但是都是本部堂官的属官。

不过,六科给事中胆子比较大,本部堂官他们都敢反驳,都敢参劾,甚至还要掺和别部的事。

所以,明朝的御史和言官,特别让人头疼。为了限制他们,张居正让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然后再由内阁管理六科给事中。实际上,是提高了内阁的职权。

大家都说,张居正是明朝第一大权臣,为什么呢?因为,张居正是实际上的宰相了。

明朝越到后期,朝廷的效率越低,就是因为没有宰相了,什么事都要皇帝做决定,而皇帝做不了这么多决定。内阁又只是传声筒,秘书处,做不了主,很多事拖着办不了。

张居正大权独揽,他可以做决定,可以让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去执行,六部执行不力,六科给事中就要参劾,就要警告他们,而六科给事中又被张居正的内阁捏在手里,六部做事效率就高起来了。

张居正改革吏治的另一大举措就是账簿制度的建立以及考成法。

这一举措,有两大好处,一是限制了冗官,二是使国家的财务使用透明了。

怎么讲呢?以前,比如兵部吧,有很多官员,有很多职位,原来不该有的,增设了,原来一个职位一个人,后来两个人,三个人,原来一个位置一个官,现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个职权重叠的职位,还有就是吃空饷的。

六部这些事,朝廷都不能完全搞明白,所以造成了冗官和吃空饷的问题。

张居正建立了账簿制度,就是六部和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院,定期做一份本部院近期工作的总结,都有哪些职位,哪些官员,做了哪些事,定期交给六科给事中审查,如果审查出冗官或者吃空饷的问题,就要解决问题。然后,再由内阁复核六科给事中的审查结果。

这就是,内阁管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

这么一来,吏治清明了,大家都各司其职,没有冗官,也没有吃空饷的了,由于账簿制度的建立,大家的效率也提高了,朝廷的运转效率也就提高了。

账簿制度对朝廷的财务使用状况也有极大的帮助,使朝廷的用度透明了,大家都知道国税都花到哪里去了。

比如,给皇帝盖宫殿,这是工部的事,那么工部的定期工作报告里就要体现出来,工程预算是多少,工期是多久,有哪些官员主持,有哪些财务进度,买木头花了多少钱,买砖瓦石头用了多少钱,运输费是多少,人工成本是多少。全都清楚了。

通过定期账簿的制度,明朝的财政用度也更透明了,从而,哪些地方该省钱的,哪些地方该加钱的,都可以计算了。想瞒报,想造假,六科给事中们都在后面盯着呢,明朝的御史们可是遇上点事,一窝蜂地上奏疏淹了你。

这就是考成法。

张居正在经济上的改革举措,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针对的是徭役和赋税,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出现了,只是,张居正真正把它推向了全国。

一条鞭法,简单的理解就是,对于朝廷征收的徭役田税等等各种赋税,由过去的分别收取,改成统一的按照田地的亩数收取银两。

这至少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可以对大地主们多征税了,减少了偷税漏税,二是征税更有效率了,减少了多头征税过程中的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

张居正的改革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而嘉靖年间,朝廷的储备粮食只够一年只用。

然而,这一切,在张居正死后,大部分却被万历皇帝破坏了,万历皇帝废除了考成法,使明朝吏治再次出现过度冗官的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党争,一条鞭法虽略有保留,可是,面对大地主大官僚的顽固,执行也不如张居正时期,以至于后来崇祯皇帝时期,国库里竟然没有钱支撑军饷。

如果张居正在的话,明朝也许不会那么快灭亡吧。

明代万历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个人认为,万历是一个功过参半的皇帝,是一个对历史绝对有划时代意义的帝王,明实亡于万历这话也对但是也不全对。还是要把朱翊钧执政分成前后两个时期来看,如果说前期的朱翊钧,应该是除了朱元璋,朱棣和朱佑樘外明代文治武功最有作为的帝王,而后期的昏庸和颓废除了自身性格,疾病和贪婪的原因外,也是和明代的言官体制及政治生态有很大关系。

历史上对万历十年之前的朝廷政治革新和国家一除积弊的功劳归功于张居正,以及冯保,甚至李太后,这没错,但在朱元璋创立的明代帝王高度集权的制度下,有明一朝,那位实权的首辅,太监,太后能翻了大明的天?崇祯明朝末世都没戏,当时能执大明牛耳者也只能万历一人而已,所以说没有朱翊钧的支持和配合,张居正的改制就会被掣肘,张居正的声音就会被政敌淹没,同时张居正的新政再好也只能叫“万历新政”。

当然,万历继位时的确只有十岁,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年龄被很多人说是一个不懂事的年纪,但那是在现在。万历皇帝明显的继承了他爷爷嘉靖的基因,天资十分聪颖,很小就学习帝王御术,对权利有着超出其年龄的控制力,正如名字里的钧字为钧者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

穆宗朱载垕去世后,就因为首辅高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的太子如何治理天下啊!”被冯保听到报告给小皇帝朱翊钧,他直接能就把穆宗托孤、当朝首辅高拱给免职查办,高拱推荐的东宫侍读,礼部尚书高仪吓得吐血三天而死,这里边除了有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之外,也体现了明朝体制赋予帝王的权利,让朱翊钧明白,皇帝再小也是君,首辅再大也是臣。高拱被罢免后,张居正得以成为首辅。

朱翊钧小时候在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下,学习非常刻苦。五岁就已经可以读书写字,每天五更天(四点)就要起床去随师傅早课,即使继位后每天天不亮就要到文华殿“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朱翊钧为了给张居正竖立朝廷权威,在继位后的第九天就单独在奉天殿左后门召见了张居正(平台召见),这在嘉靖中后期和隆庆朝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朱翊钧虚心请教,共商大计,为张居正在朝内竖立了极高的威信。他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一举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但朱翊钧当时毕竟还是年幼,无法完全控制权利,只能与“贤臣共天下”。张居正死后万历才真正的亲政,对张居正做了彻底的清算,一是告诫群臣“功高高震,不知收敛”的下场,二是把张居正作为“罪魁祸首”加以严厉处罚而尽收群臣归心。帝王心术何其高明,亲政后便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皇帝)这根权柄,直至去世。

随后万历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尊严发动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文赖张居正,武靠李如松,打赢了平定了蒙古叛乱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酋首丰臣秀吉侵略藩属的朝鲜之役和苗疆土司杨应龙割据自立的播州之役。三大征使得大明国人振奋,万国臣服,“国际”地位如日中天,可以说在朱翊钧在武功上仅次于洪武和永乐以及宣德三朝,也远胜于正德,更胜于正统两朝。使得日寇惧我华夏近三百年。

很多人把三大征巨大的消耗列为明亡的原因之一,也没有错,毕竟花钱太多,但实际情况是三大征军费是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专用于京镇军费开支)仍有存银,也就是说朱翊钧花的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体己钱”,而万历三大征不打的话,大明则会亡的更早。随后的万历极度贪财,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内帑没有钱缺乏安全感以及敌视群臣言官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开始,朱翊钧开始长达了二十多年的怠政,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体胖腿疾),几乎不上朝。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传达,而不是召对的方式,奏折也不再批复。好像一夜之间和群臣成了“冤家对头”。起源是因为“国本之争”这一场长达十五年的立储大争论,万历在与群臣关于太子人选上争夺失败,使得“爱子”朱常洵输给了他“厌恶”的长子朱常洛,从而使万历帝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和不安感,认为皇权下降,从此他便不在信任群臣,更加抵触群臣的奏议,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和叛逆心理。

朱翊钧消极和不作为让大明从此陷入了朝廷党争,宦官专权,藩王众多,贪污成风,压榨百姓,武备荒废,财政崩溃,使得大明慢慢的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最终崩溃的局面,朱翊钧作为实际统治者的确是应该负有主要责任的。(十三陵只有他的陵被发掘了)

所以大明第十三代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位功过参半的帝王,前期英明神武,文治武功为大明中兴之主,后期贪财怠政,民不聊生实为大明亡国之君。本人不是明粉儿清粉儿,仅言历史,不惜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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