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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认为)

2022-08-30 13:32:05网络趣梗0人已围观

简介　　《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认为)，新营销网红网本栏目通过数据整理汇集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认为)相关信息，下面一起看看

　　《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认为)，新营销网红网本栏目通过数据整理汇集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认为)相关信息，下面一起看看。

　　 11月22日，司法部官方微信——微信官方账号公布了一起根据会议纪要，两名公务员因执行领导指示被判刑的案件。

　　什么是“会议纪要”？根据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会议纪要适用于“记录和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但现实中，一些人却以此为依托，想尽办法把集体会议作为“违法决策”的“合法外衣”，或者打着“集体研究”的旗号，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执行。一旦出现问题，就以集体讨论而非个人决定为借口，逃避责任，把“会议纪要”当成“护身符”。

　　修改后的公务员法将于2019年6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仍然保留了以前的规定，即——名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当地财政局的年轻干部宇易告诉记者，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记住自己的工作账户。“什么时候谁让我做的，我都会在账上写清楚。按理说，会议纪要只能作为我们的工作依据之一，要有正式文件和政策支持才能落实。”宇易在财政局工作了两年。“说实话，很多时候，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鉴于“抗命难”的现实背景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制度要求，得出基层干部作为执行者的失职不能不让人感到委屈，但确实要承担责任的结论。这类案件给公务员敲响了警钟。作为执行者，初级职员面对错误的会议纪要或指示应该怎么做？

　　不是分分钟说了算。

　　某地纪委干部金庆向记者透露，一些领导干部投机取巧，利用会议纪要“先上车，再买票”。“之前有个单位找公司做项目，领导定好投标标准后，直接把下面的人叫到办公室，开了一小会，事情就敲定了。后来项目出了问题，这个领导就召开紧急会议，编了个会议纪要试图开脱。”金庆说，其实现在很少有人不按程序走。即使打“擦边球”，这些领导干部也会想尽办法走完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会议纪要往往成为他们的“工具”。

　　湖北省阳信县所属的黄石市为保护长江水源，大力恢复长江沿岸生态环境。阳新县原县委书记童金波为了支持其“关系户”破坏长江沿岸生态环境，甚至出具会议纪要“保护”水泥公司越界采矿行为。一旦先例被打破，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童金波以“开会研究”为由躲在幕后，将个人意见助推为集体意见，变着花样指示下属及相关职能部门执行。

　　很多人认为，既然领导下了指示，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是正确的指令，下属照章办事；但如果是别有用心的指令，下属的命运将被迫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司法部通报的两名被判刑的公务员是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原主任夏和该中心原土地规划股股长刘。因为车库施工影响美观，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和业主发生了冲突。为了让开发商同意停止车库建设，河南省永城市政法委书记张委托永城市副市长、永城市住建局局长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允许开发商增加两个小区的楼层。

　　开发商拿着这份会议纪要来到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要求办理新楼层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夏和刘明知会议记录不合法，

　　一审判决出来后，夏不服，称自己执行了会议纪要，没有故意滥用职权。但法院认为，策划单位主要领导明知会议纪要违法仍执行，应属滥用职权。周口中院终审维持原判。

　　 2018年，中石油邯郸分公司第三加油站收到了河北省临猗县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临猗县工商局也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但随后，临猗县工商局以召开局长办公会议的形式向法院撤回了申请。时任该局法制科科长的赵中华做了会议纪要。

　　会后，时任叶城分局副局长的马受临猗县工商局局长委派，向法院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申请，赵中华陪同。马提议在会议记录中增加一些不相关的文字。经主任批准后，赵中华将他们加了进去，并在法庭上与马江伟办理了相关手续。赵中华因此构成滥用职权罪。

　　与前一案件中的夏一样，赵中华不服判决，其申诉被驳回。两个人都觉得“委屈”，因为觉得自己只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像夏这样直接拿到会议纪要真的太草率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要再报一次。但如果我遇到赵中华这种情况，很难说我能比他做得更好。”宇易告诉记者。

　　 “明显违法”很难认定。

　　金庆办理了一起国有参股企业贷款审查会议纪要被篡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一般这种贷款公司需要对贷款人进行审核，看是否符合贷款条件。资料齐全后会开贷审会，召集业务、财务、风控等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再放贷。”但是这家公司的贷审会形同虚设，即使有人提出异议也不会被采纳，领导说了算。“但《公务员法》对这类国有股份制企业的员工没有约束力，案件无法从渎职方面追究企业员工的刑事责任。这个案子的涉案人员最后又多了一项罪名。”

　　 2005年，广东省廉江市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何云涛执行政府行政指令，在房地产企业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在一张土地登记审批表上签署意见。何涛说，他曾多次以口头意见的形式告诉市政府领导，此举违反规定。出于招商引资的考虑，市政府修改了会议纪要，允许“一张许可证暂收土地出让金的40%”。何涛称，他是被迫执行上级命令发放土地证的。

　　 2011年4月，廉江市人民法院进行了审理。

　　决，认定何耘韬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当时，何耘韬正在读高三的女儿在网上讲述父亲的遭遇，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在看守所被关了45天以后，何耘韬获取保候审，翌日廉江市检察院撤销诉讼，他重获自由。

　　“领导有的时候仅口头或在中吩咐办事，事后没有补上‘条子’，作为下级很难办，说多了担心领导会不高兴，说你办事不力。不按程序走出了事又要背锅。”某国土资源局干部告诉记者，公务员法中的相关条款看起来很明确，但实际上却很难操作，这种法律规定的模糊让公务员在现实中左右为难。一方面是自身的法律安全与责任，另一方面是上级的指令和要求。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所带来的风险与代价，恐怕不仅仅是引起上级的恶感和影响职务升迁问题，还关系到能否在职场中继续生存下去。“若要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就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将如何认定‘明显违法’说清楚。同时，应当建立保护制度，避免公务员因不执行上级违法命令而遭受打击报复。”

　　领导难辞其咎

　　要想不“背锅”，下级在根据会议纪要完成领导指示时，也要对其合法性作出独立的判断。法律专业人士认为，合法性判断看似容易，但其实又是个非常“艰深”的问题。

　　“一方面，法律规定与现实做法出现背离现象，即文件规定是一套，但实践变通办法是另一套。”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李卫认为，法理上，法律与政策的界限是清楚的，但现实中，有时政策的效力、内部规定会成为执行的标准。

　　“现实中，往往只追究具体执行人员渎职罪的刑事责任，而下达指令的领导鲜有人会被追责。”某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一些干部也可能因此产生‘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懒政思想，为什么明知违法，这些领导还要强迫下属执行？”

　　利用职权以“开会研究”为幌子搞违纪违法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官员觉得会议纪要打上了集体决策的标签，“师出有名”，且存在问责的“隐蔽性”，但究其根本还是权欲的作祟，心中无纪、脑中无法，借着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缺少对法纪的敬畏。“以‘集体研究’的方式违纪违法，其目的就是想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躲避监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

　　事实上，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错误决策，不仅仅要追究具体决策执行者的刑事责任，做出决策的有关负责人同样也不能游离于法律责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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